三个俄罗斯人与一份极限生存指南

生存指南 战争影响 流亡生活 俄罗斯 资产保护 生存策略
文章记录了三位俄罗斯人在战争背景下的流亡生活,展现了他们在极端环境中的适应能力与生存智慧。谢尔盖通过MBA项目逃离俄罗斯,努力在香港寻找工作机会,同时面临资金转移的困境;格罗斯曼作为前央行高官,提前布局财产与逃亡路线,选择务实应对流亡生活;雅克则通过币圈投资维持数字流浪,追求享乐主义的生活态度。三人虽背景不同,但都展现了在动荡中寻找出路的决心与策略。文章总结了几条极限生存指南,强调提前准备、分散风险与迅速行动的重要性,最终传达出生活无论如何都会继续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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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已经一年多了,我想记录一下我所知道的三个俄罗斯人和他们的流亡生活。或许称之为流亡已经不合适,因为他们各自的寻求之路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常态。

或许很多人都曾经暗自恐惧过,如果自己的国家陷入战争中会如何,如果自己的资产无法跟着自己流浪会如何,如果陷入一无所有、失去身份会如何。

在与这三位俄罗斯人的谈话之中,我为人类面对生活中变动的强大适应能力而惊叹。当生存的试炼敲响房门,你所能做地只有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把门打开。

也许更为鼓舞人心的是,他们均未丧失自嘲和嘲笑他人的幽默感,就算承认自己抱有愚蠢幻想的不智,也似乎因此而更全心全意地思考当下与未来。

*为了避免给当事人添麻烦,以下叙述中的人物均为化名,并可能对部分细节进行适当修饰

1- 彷徨者谢尔盖

见到谢尔盖是在一个前同事主办的生日Party上,他正在读一个价格不菲的名校EMBA课程,谢尔盖是他的同学,但并非EMBA,是同校的MBA项目。这所商学院分伦敦、香港、新加坡不同的campus上课,前同事在亚洲,谢尔盖属伦敦校区,就像很多其他商学院一样,EMBA和MBA很多课程混在一起,MBA的同学比EMBA的做作业稍微靠谱点,以至于他们在一个小组做project时迅速熟络起来。

“招生的时候说有,实际上基本没在香港上过课。以前是online,之后恢复了教授们也找借口不来香港,我们只能周末飞到新加坡去上课。”

“啊?那机票钱谁出?”我问。

“当然是自己出了。”朋友回答道。

大部分伦敦的同学都是下周飞新加坡。谢尔盖提前一周来了香港。当然不仅是为了和好哥们儿一起hang out。

“我来看看香港有没有什么工作机会的”高大的俄罗斯人捧着威士忌说,“听说亚洲比欧洲容易,也比英国容易。”

谢尔盖录取到这个昂贵的MBA项目时还是战争之前。当时他和所有中产出生、圣彼得堡大学毕业、渴望有一天靠自己奋斗搬去伦敦的俄罗斯年轻精英一样踌躇满志。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录取到名校,得到知名基金在伦敦的实习机会,只要拿到return一切就都稳了。他甚至开始筹划要把妻子接来伦敦。

然后战争开始。

“最糟糕的是连学费都付不出去。”

谢尔盖说他已经很幸运了,因为在海外上学,他肉身已经离开俄罗斯,在伦敦租了房子,在伦敦有银行账户,账户里也还存了一些钱。如果是战争开始之后,那些千辛万苦逃离俄罗斯的人,会发现在其他国家开户比登天还难。

但即使如此,谢尔盖很珍惜仅有的海外存款,急切地想要把俄罗斯的存款花掉。

谢尔盖说,俄罗斯的大银行全部被制裁了没错,但并不是俄罗斯所有的银行都被制裁了。

“俄罗斯的银行体系和中国不一样。有成千上万家中小银行,这些银行理论上仍然可以正常地向海外付款。”

俄罗斯也没有像中国这么严格的每人每年5万美元的外汇额度限制。“额度限制是有的,但上限高,我记不清楚了,够用,反正肯定不止5万美元。”

实际操作中,根据这些小银行的外汇头寸和业务大小,每个月它们的外汇额度各有不同。

“没有一家银行会告诉你它们能汇出多少,到底能不能成功。他们只会让你先转账,填好单子,然后说会试试看,到时候电话通知。”

有时候过了好几个星期,银行才会电话来说,这个月额度不行,帮不上忙了,让你另想办法。有时候电话过来说可以,但是金额有限制,不够付掉全部的学费,只能付一部分。

我问他一共找了多少家银行。他说五家。总共花了2个月的时间,才把剩下一年的学费都付清。

“签证会是一个问题。”

战争开始之后的那个夏天,他没有能够如预期中拿到return offer,并且已经对在伦敦或者欧洲找到工作不抱有期望。

他暂时把希望寄托在一家爱尔兰的中型贸易公司,公司的老板和他深入聊过,似乎走得通的样子。不再是高大上的国际大买方了,他和妻子也不再谈论那些宏伟目标。

“为什么会觉得香港有机会?”我问。

“听说中国对俄罗斯奉行友好的政策,这里的普通人也更为友好。”

又喝了几杯,谢尔盖透露,他在俄罗斯时为一个财阀家族工作,他以前的同事告诉他,这位寡头名下的大宗商品贸易公司正发愁如何解决每个月几亿美元的流水结算问题,而中国为他们亮了绿灯,允许他们以合资公司的名义在中资银行的上海自贸区离岸户口进行结算。

“在香港的中资银行不敢这么做,因为害怕制裁和美元结算资格。但是位于上海自贸区的离岸户似乎是一个可行的窗口。”

即使是这样,他的前雇主仍然在犹豫是否要接受中国的友好提议,事实上,他们刚刚还在电话上讨论了这件事,前雇主对于钱一旦进了中国大陆还能不能拿出来感到顾虑,希望他能利用在香港的时间,向本地银行家进一步打听信息。

我问谢尔盖,既然前雇主已经上了制裁黑名单,是否会担心与前雇主牵扯太深。

谢尔盖说:“当然。你说我为什么当初想要离开俄罗斯呢。但是他们毕竟是我所认识的最有钱、最有权势的人。如果我走投无路,而他们打来了电话,我又有什么选择?”

或许一个土生土长的欧美人听到这番话会感到不解。

但对于我们来说,他实在是没必要再多作解释了。

当然,留在俄罗斯,他将更别无选择。

谢尔盖本想通过自己的积累和努力创造新生活,但命运跟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他眯起眼睛笑,一杯接着一杯喝威士忌的样子很轻松, 像是生活的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我们是幸存者。还好我和我的太太没有孩子,不然就麻烦了。只有我们两个人,总不至于没办法。”

2-务实主义者格罗斯曼

格罗斯曼从外型上来看,更像是一位学者。穿着也符合他几个月前的身份,俄罗斯央行的一位高级主管。

他像是那种我读俄国小说时想象出来的俄罗斯人,眼珠子是发灰的,不说话时有些严肃地抿起嘴唇,讲英文时带一点口音。聊了天才知道,他比我估计的远远要年轻。

在被问及为何抛弃了有身份地位的生活、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浪者,格罗斯曼说,再不走的话,他担心自己要被送去服役了。(俄罗斯战争征兵动员开始于2022年9月,当时并未指向大城市的居民)

他当然是高知分子,是官僚,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莫斯科有一间漂亮的公寓。他离开的时点,是2022年11月。

“你告诉我,对于一个被深度制裁的国家,央行的fixed income部门留着还能做什么?”

在场的人都被逗乐了。

这当然不是全部的原因。后续单独和格罗斯曼喝了一次咖啡,他谈到自己岌岌可危的立场,与上司之间的过节,实际上大幅缩水的工资,首都的官僚们之间相互审视(jubao)的氛围。

“并不是不能过下去(get by),但我是一个务实主义者(pragmatist)。”

格罗斯曼谈到,不是开战的2022年,甚至不是纳瓦尔尼被下毒的2020年,更早之前,他就开始布局一切,如果大幕拉下、房檐倾倒,他应该怎么办。

格罗斯曼认为,俄罗斯人并非走投无路,因为存在有两套生命线。一套是肉体逃亡的生命线,指的是芬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这些是无需乘坐飞机,能通过陆上手段到达的地方。一套是财产逃亡的生命线,指的是迪拜、土耳其、以色列,这三个地方的金融系统为俄罗斯人留有通道。

但是,有办法活下去,不代表可以在流亡后使一家人维持原有的生活质量。

上层精英阶级的俄罗斯人早有准备,在英国、西班牙、葡萄牙、以色列、甚至黑山买下房产。除了财产转移,万不得已时也可出租获得现金流收入。

在购买房产的同时,他们也开好了各地的银行账户。这一步也很关键。(格罗斯曼的提法也映证了谢尔盖所说,俄罗斯人似乎普遍认为,在其他国家开户比把钱弄出来更难)

但即使如此,2022年2月,当事情发生时,这些上层家庭也陡然觉得,自己的准备是不是仍然不够充分。

欧美的各种制裁措施是陆续到位的,但很快银行转账就受到了限制。

格罗斯曼轻快地一笑说,有一些办法可能你们想不到。

我问是通过币吗?

格罗斯曼回答道:币安这样的交易所由于各国政府盯着,跟进制裁的速度非常快。在22年4月,币安就已经禁止了超过1万欧元币值的俄罗斯账户交易。当然存在钱包里很多币的玩家,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时候想要通过币把钱弄出去已经很难了。

有两个预想之外的渠道:

  1. interactive brokers

  2. 银联

Interactive brokers不仅可以用来买股票,而且由于是美国平台,取现几乎没有限制。滑稽的是,IB 虽然和币安一样是4月公布即将限制俄罗斯公民交易的,但实际上交易的期限放宽到了6月。2个月的时间差已经足够。

银联。这个渠道可能不会让中国人感到意外。格罗斯曼解释到,开战不久后,芬兰的可供银联卡取现的ATM机子就统统被俄罗斯人取爆。但银联对俄罗斯公民在海外取现金的限制来得更晚,直到22年12月,压力之下银联才姗姗宣布:俄罗斯公民每年在海外取现的额度不能超过50万人民币。这时候该走的都已经走完了。

“到底有多少人离开了俄罗斯?”

格罗斯曼说没有官方的数据,但是根据他的估算,整个2022年肯定超过了一百万人。

“离开并不困难,但是离开以后去哪,怎么维持生活,这才是问题所在。”

作为一个前央行人,格罗斯曼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一份俄文的报告给我。

他解释说,根据央行的统计,俄罗斯人从账户里取走了大概150亿美元的钱。

那么平均一下,就是每个人取走了15000美元。

“很少对不对?当然这个数字可能被低估了。但是大致的概念就是,平均下来,离开的每个俄罗斯人也并不是那么富有,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找对办法把钱及时取出来。有很多人一无所有地离开。你最后会惊讶地发现,成功者远远比你想象得少。”

“也许你们会觉得我已经做到极致了,”他补充道,“但我也曾想过(在体制内)继续往上爬,也许有一天成为央行领导层,也许有一天去莫大任教,在莫斯科退休,我爱俄罗斯。”

在后来的另一次谈话中,他说:“离开之后我反而觉得轻松。最焦灼的是4-10月那段时间。因为我知道一旦离开了,就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生活了,没有回头路了。没有了幻想反而让我觉得平静。”

我问格罗斯曼接下来要做些什么。

他说他还在思考,可能会写书,也可能会加入他的朋友们在阿布扎比组建的公司任职。他的妻子和孩子已经安顿在迪拜。

“也可能什么都不做。去我还能去的地方,先看看别人是怎么生活的。”

3-享乐主义者雅克

(本来这章想取名为伊壁鸠鲁主义者雅克,果然还是太拗口了。)

在巴厘岛潜水的时候认识了雅克。在潜店吃早餐的时候,他问我是第一次来吗,我说不是第一次来巴厘岛,但是是第一次在巴厘岛潜水。雅克一下子兴奋起来,开始滔滔不绝地给我介绍他对巴厘岛这些知名潜点的评价。第一眼觉得他很年轻,可能不超过30岁。

这是他在巴厘岛的第二个月。之前他在胡志明市住了几个月,再之前他在清迈和曼谷住了几个月。

“越南很便宜呐,我有很多朋友还在那里。如果在巴厘岛钱用得太快了,我就回越南去。”他解释道。

“在巴厘岛你会觉得自己很正常,”他略有深意地说,声音比之前低沉了一些,“俄罗斯人不俄罗斯人的不重要,只不过是这里几万个digital nomads中的一个,反正这里什么人都有。”

的确,在巴厘岛期间到处都能看到怀揣大把现金的富裕俄罗斯人。

雅克说自己有点算是(sort of )币圈的,至少他在战争开始很久之前(大概19-20年)就开始炒币,没想到这个投资习惯最后救了他,当禁令最终到来的时候,他的几个钱包里已经有不少身家,足以支持他迅速离开圣彼得堡,开启所谓的数字流浪之旅。

“但是(币)没有多到财务自由的程度,而且没有可以自由收美元的账户。”

雅克解释道,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找到当地的broker,用币从对方手里换美元现金。这么做的汇价势必是有损失的,而且还有人身风险。

“如果你的钱包里有很多币,暴露自身的位置和身份是一件很恐怖的事。保不齐就有人绑了你,先砍你几刀,让你把口令交出来。”胡雅克一边说一边大笑,好像觉得很有趣似的。“还好我没有那么有钱。”他找补般说了一句。

雅克说以前和人合伙开过一个小软件公司,就开在基辅,他还曾经有个乌克兰人的合伙人。

“乌克兰人现在很好啊,到哪里都能拿到签证,能开户,能租到房子,还能拿政府的补助金。你知道吗,各国政府甚至都弄了cash assistance programme,给一时没有银行户口的乌克兰人发现金。他们还能住在state funded hotel里,见鬼的。”

我有点拿不准他的语气是真的羡慕还是怎样,问他的乌克兰合伙人现在怎么样了,是去打仗了吗。

“没有,他花了点钱开了个什么诊断书,5000美元还是多少,然后就跑了。一开始去了格鲁吉亚,现在应该在葡萄牙吧。”

雅克说,几乎一开战他就离开了。他从来都不是“政治性“的那种人。他喜欢圣彼得堡,喜欢酒吧,音乐,喜欢喝醉了以后在涅瓦大街上鬼混,仅此而已。

“政治的东西太痛苦了。为什么有人要去思考那些痛苦的东西?”

但是后来雅克承认,他还是和他的乌克兰前合伙人闹掰了。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相互联系。

“一开始还好,但是后来(他的)神经就开始变得有些敏感。天天看那些新闻。开始朝我发疯。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和他说,省省吧,你还不是一下子逃得远远的?”

“他生气了,OK,反正这事不能怪我,对吧?”

三潜完毕,我们在海滩边喝了好一会儿酒。潜水看似不是消耗体力的运动,实际上非常累人。但就因为如此,从深海里回到水面上,感受到太阳的温度,总是有一种重回人间般的温暖。

雅克说他周末才来潜水。平时清晨他会去冲浪,还经常去岛上的网球俱乐部。在泰国时他还去一个泰拳训练营待了两个星期。他租了一个摩托骑,说这会让他想到本杰明巴顿奇事里的布拉德皮特。

“探讨谁对谁错没有必要,你看他们打来打去的,都快两年了也没有打完,眼看着就要无休无止地打下去。对的又怎样?错的又怎样?普京再错,怎么没有人去拧掉他的脖子?这一切关我们什么事呢?每一天都过得爽(have fun)才重要。”

后来我知道雅克的故乡是喀山。他的父母仍然住在那里。喀山是鞑靼的首都,有童话一般在绿色草地上矗立的白墙蓝顶mosque。喀山其实没有山,但有很多河流和湖泊,被誉为伏尔加河畔最美的城市。人们夏天沿着伏尔加河散步,冬天去河上溜冰。然而鞑靼是战争中被征兵的重灾区,已经有无数的年轻人奔赴战场,再也无法归家。

雅克很喜欢“关我什么事(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e )”这句话,和我聊天的时候也讲了好几次。

大概这样有助于他的身心健康。

天气很好,酒很好喝,依然活着,就像伊壁鸠鲁所说:“幸福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困扰。”

结语:

人在何时选择离开自己的故乡?

人在何时愿意承担或许永不归来的风险?

如果有一天要踏上流亡之路,你会带上什么?

生活是否是一个可以打包带走的有机体组合?

无论如何,几位俄罗斯人的极限生存指南上说:

  1. 准备好你的两条生命线,一条是肉身的,一条是财产的

  2. 布局至少一个可用的离岸账户

  3. 分散资金在多种流动性资产上

  4. 家人也可以是麻烦来源,除非你可以安顿好他们

  5. 窗口期一定存在

  6. 在事态恶化前迅速行动

  7. 尝试你能想到的所有办法,绝不会“毫无办法”

  8. 无论如何,生活一定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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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谢尔盖为什么选择来香港寻找工作机会?
回答: 谢尔盖听说亚洲比欧洲和英国更容易找到工作,尤其是中国对俄罗斯奉行友好政策,普通人更为友好。此外,他了解到中国为俄罗斯寡头的大宗商品贸易公司提供了结算窗口,这让他看到了潜在的机会。

问题 2: 格罗斯曼为什么离开俄罗斯?
回答: 格罗斯曼担心被征召入伍,同时他作为央行高级主管,工作已经失去了意义。此外,他感到体制内的氛围日益紧张,工资大幅缩水,因此决定离开。

问题 3: 雅克如何维持他在巴厘岛的生活?
回答: 雅克通过炒币积累了资金,并在不同地方找到当地的经纪人,用币换取美元现金。虽然这种方式有汇价损失和人身风险,但足以支持他的数字流浪生活。

问题 4: 俄罗斯人如何将资金转移到海外?
回答: 俄罗斯人通过多种渠道转移资金,包括使用Interactive Brokers、银联卡取现、以及利用未受制裁的中小银行进行外汇转账。此外,一些人通过加密货币和离岸账户进行资金转移。

问题 5: 格罗斯曼提到的“两条生命线”是什么?
回答: 第一条是肉体逃亡的生命线,指的是通过陆上手段到达芬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等地。第二条是财产逃亡的生命线,指的是通过迪拜、土耳其、以色列等地的金融系统进行资金转移。

问题 6: 谢尔盖如何解决学费支付问题?
回答: 谢尔盖通过五家未受制裁的俄罗斯中小银行,花了两个月时间,最终成功将剩余一年的学费付清。这些银行的外汇额度每月不同,操作过程复杂且不确定。

问题 7: 雅克如何看待战争和政治?
回答: 雅克认为战争和政治与他无关,他更关注如何享受生活。他喜欢圣彼得堡的酒吧和音乐,但战争让他选择了离开,追求一种无痛苦、无困扰的生活方式。

问题 8: 格罗斯曼对未来有什么计划?
回答: 格罗斯曼还在思考未来,可能会写书,也可能加入朋友在阿布扎比的公司任职。他的妻子和孩子已经安顿在迪拜,他打算先观察别人如何生活,再做决定。

问题 9: 谢尔盖为什么与前雇主保持联系?
回答: 谢尔盖认为前雇主是他认识的最有钱、最有权势的人,如果走投无路,他们可能会提供帮助。尽管他担心与前雇主牵扯太深,但在困境中,他别无选择。

问题 10: 雅克如何看待他的乌克兰前合伙人?
回答: 雅克与乌克兰前合伙人因战争和政治问题闹掰,他认为合伙人过于敏感,而自己只是想过得开心。尽管他们曾经合作,但战争让他们的关系变得紧张。